吴晓波：对知识付费的质疑是无厘头的

知识的碎片化从来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态，只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它变得更加具有了侵略性。

文/吴晓波（来源：吴晓波频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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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知识都产生于阁楼，为少数人所创造。

它的原料或来源于田野，譬如《诗经》的吟唱者们；竟或来自个别天才的大脑，比如康德或霍金；再然后，通过某些工具——我们不妨称之为楼梯，将产生于阁楼的知识传播于广场。

人类的知识史，便伴随着工具的迭代而演进，从远古的岩石、草纸、铜器、竹简，到近现代的报纸、杂志、电视以及互联网。

每一次工具的革命，都带来知识的产生、文本形态、传播及变现方式的四重变革。

到1960年代，马歇尔·麦克卢汉提出“媒介即讯息”的概念，在他看来，“媒介本身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，即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，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”。

这个说法有它的极端性，不过，却突出地表达了工具变革的意义，因而在30多年后，被互联网人奉为圭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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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的碎片化与碎片化的知识，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
人类的早期知识都是碎片化的。孔子的《论语》是碎片化的，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是碎片化的，甚至《圣经》或几乎所有的佛经，俱是碎片化的。

除了文字之外的其他知识呈现方式，也大多是碎片化的，歌谣是碎片化的，图画是碎片化的。

把无数的碎片铺陈出来，以统一的价值观协合之，再将其融为一炉，才构成为所谓的体系或流派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究是采集，通是融合，成一家之言，就是体系了。

中国古人把知识分为“经史子集”四大类，都可以说是碎片化与体系化的过程。

明清之后再无原创大家，根本的原因，就是人们放弃了碎片化创新，而只敢于在一个既有的知识体系内“循环考据”。

人对知识的获取及吸收，也是碎片化—体系化—再碎片化—再体系化的反复过程，如果一味地强调知识的体系化，那是无趣的，僵硬的，食古不化的。

进而言之，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程度不同，所以，同一个知识点，对某些人是碎片的，对另外一些人则已是体系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没有所谓的高级的知识或低级的知识，只有人乐于吸取的知识，以及人对自我期许前提下的知识累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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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克卢汉的“媒介即讯息”，在提出的很多年内，并非主流，而只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，突然成了显学。那是因为，互联网人以此为武器，击破了上百年的传播工具模式。

在前互联网时代，知识的楼梯被掌控于少数权力集团的手中，谁拥有了报纸、图书、电视及电影的印制发行权，谁就掌握了知识的定义权及溢价权。

所以，推翻一个政权，首先要占领电视台，树立一个权威，首先要控制书报社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笔杆子里面出伟人。

互联网让知识的生产、传播和交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近十年来，先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事件。

其一是搜索的出现——它让知识的分发不再“金字塔”，用户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获取知识的主动权。

其二是Blog（博客）、维基百科的出现——它让知识的生产平民化，部分不愿、不敢或不会走下楼梯的知识分子陷入失语状态。

其三是智能手机的出现——它引爆了新一轮的知识碎片化浪潮，美国的FB、推特，中国的微信及其公众号模式，让“媒介即讯息”成为了现实。

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美国人平均每天看手机52次——比上一年又增加了5次，中国网民每天有3.9个小时花在手机APP上——比上一年增加了25分钟。

对于所有的知识供应者而言，最真实的挑战，不是改变这个现实，而是如何在这52次或3.9个小时中，夺取足够多的注意力和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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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知识的碎片化从来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态，只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它变得更加具有了侵略性。

而对知识付费的质疑，更是无厘头的，从孔夫子接受冷腊肉开始，知识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，问题是，新工具状态下的付费型知识，应该如何存在及优化。

上个月，国内最大的知识付费SaaS平台小鹅通公布了一个数据，在过去的两年里，通过该平台上线的知识付费产品约350万个。

听到这个数据，我心中一凛。当今中国每年的图书发行量约30万种，其中新书量约8万种。也就是说，两年的知识付费产品生产量，约等于40年的图书编发量。

显然，知识的生产和消费，在摆脱了牌照制的约束后，得到了杂花乱眼般的发展，而它也正在成为中国新中产的生活方式之一。

在某些人看来，这350万个知识付费产品都是碎片化的产物，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，它则已经是体系化的。

譬如，“如何做好PPT”，讲述人用20节课时/10分钟，来讲授这个知识点，我不敢称之为“碎片”。

而如果说，人们用碎片的时间——比如坐地铁、喝咖啡、等候约会，来学习这些知识，那倒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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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6年5月，开始出现知识付费产品之后，产能井喷，争议不断。在我看来，某些人的担忧并不真实。

——在当今的知识付费市场，没有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景象。

除了极少数的个例，绝大多数受欢迎的产品都是同类中的佼佼者。

道理其实很简单：目前的知识付费购买者大多是一、二线城市的新中产，是具有自我学习驱动能力的理性消费者，因而有起码的识别力。

——互联网型形态的知识付费产品，没有形成对图书产品的替代。

“买了知识付费产品之后，就再也不读书了”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。

相反，优质的在线产品在热卖后，大多会迭代为纸质书出版，而很多传统的图书作者，同时成为在线产品的生产者。

——知识付费产品的轻教育化趋势非常明显。

根据小鹅通的数据，在2017年，98%的知识付费产品为单一的音频类，而到2018年，教育培训类客户增加到了40%，在交付上，出现了打卡、拉群学习、在线考试等多种形态，进而，把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尝试也比比皆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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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问，为什么只有中国出现了互联网知识付费这样的学习模式？

我想原因大概也有三个。

其一，以80后、90后为主力的消费人口，是天生的互联网一代，以在线的方式社交、游戏、购物乃至学习，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
其二，移动支付的超级繁荣，再造了各类商品的流通和交付模式。

其三，中国思想市场的长期禁锢，亟待一场新工具革命，知识付费的野蛮生长正是来自民间的一次反叛，它让自由的知识生产者重新夺得了主权。

自由，只有自由是值得赞美的。

碎片化的生活方式，并不意味着生活和知识的一地碎片——我对此深信不疑。